在漫长的岁月里，贵州黎平县的茅贡乡一直不太引人注目。中国人习惯把目光放在高能量的城市和富裕农村里，茅贡以及它包含的村庄，不过是整体画面中的阴影部分。直到今年，当地政府引入城市文化人包装自己，他们试图借助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唤起乡民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城里人有“乡愁”要寻觅，乡下人有“城愁”要去实现，这两者如何通过了解对方进而更好地认知自我，在茅贡这样一个未经工业化的黔东南小镇上，开始了尝试。地扪村的侗族村民生活很大程度上为自给自足，这户人家的老人正在晾晒自己染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这句形容贵州的俗语，在我到达黔东南的第一刻，便对前两句有了直观感受。天色阴冷、山路弯弯、树木葱茏，珍贵的平地上挤满收割过的稻田和灰瓦铺盖的木结构房屋。
黔东南的黎平县，至今不通火车。年黎平县的机场通航时，作为贵州开通的第四个民用支线机场，不少老百姓特意跑来看飞机。茅贡镇的现任党委书记杨胜雄向我形容当时的场面，一些人看到飞机后打趣道：“我还以为飞机多大，这不就是没出月子的黄壳鸡吗？”支线飞机小，如今从长沙飞往黎平的飞机，腾云驾雾一个半小时，却一次只能搭载50人左右。在外出不便利的地区，人们对改变生活的期望，很多时候得寄托在个人无力改变的事情上——比如交通。年底通行的贵广高铁，终于让黎平与铁路搭上了关系，黎平人只需坐车到邻近的从江县，就能快捷到达贵阳和广州等地，这对不少当地人意味着，出外打工方便了许多。禾仓是地扪村民存放粮食的地方，村里有多个禾仓吸引我从北京来到黎平的，是一个叫作茅贡的乡镇。今年夏天，茅贡推出了“创意小镇”的计划，镇上废弃的国营粮站被打造成了文艺腔调十足的“粮库艺术中心”。粮库艺术中心运用灰瓦、原色木头柱子、红砖或水泥外墙、铺满小碎石的地面，在乡村中营造出了一个艺术空间。按照策展人的表达，他们希望探索茅贡作为乡镇的另一种可能。艺术中心里空间开阔，四白落地的墙面上精细地挂着与物件相关的照片。比如摄影家李玉祥的“上世纪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百里侗寨风物志等。策展人左靖等在前言里记述了这批照片体现的价值——现代建筑需要巨量的自然界不存在的异质材料，并且它们通常都建立在一个区域内最好的土地之上。事实上，它们与土地的破坏关系是不可逆转的。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木结构建筑……我们对木结构建筑的推崇旨在表明，在面临现代性危机时，我们必须躬身向传统学习。
这里也展出了命名“禾仓”的艺术，禾仓指的是当地老百姓储存粮食的木头建筑，相当于各家各户小小的粮仓。为了防止鼠吃虫爬，它们搭建在离地1米高的小木屋里，一个四四方方的身体，加上一顶斗篷式的“帽子”。有的建在河道边，有的夹杂在村里紧紧挨挨的木屋当中，好似一座座固化的丰收庆典，让人看了安心。艺术中心里的“禾仓研究团队”，借“禾仓”之名，展出了各种当地人与农耕工具、木头手艺有关的图片。操习这些手艺的工匠师傅，也被郑重地框在一幅幅单独的照片里。不过按照我以往在乡村采访的经验，村庄对艺术有很强的消解能力。比村庄行政级别高一个层级的乡镇，也不例外。农民坚守自己朴实的实用哲学，往往也精于计算每一分收支。艺术如果不与生活实惠产生关联，我很难想象它的处境。茅贡镇处在贵州东南部的大山里，农民除了种茶、种粮等劳作，再就是向外输出劳力，使家庭变得宽裕点儿。要想吸引外地人来到这个偏僻之所，带来人口的反向流动，一定不容易。茅贡计划打造出来的粮库艺术中心，充满城市青年人周末闲逛之处的气息。不知道这样一个类似乡村行为艺术的举动，能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不管怎么说，我这样一个之前没有听说过“茅贡”的外来人，此刻拖着行李箱、手提大挎包站在“粮库艺术中心”门口，在当地人的眼里，这已经是打造艺术氛围后带来的一种变化。这里的冬天一般鲜有人光临。我给当地一个叫任和昕的文化人打电话，约他见面聊聊，他是地扪村生态博物馆馆长。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任和昕被形容为扎根地扪十来年的文化人，他通过“隐居”在乡村里的生态博物馆，既记录乡村的变化，又在探究乡村的发展道路。
任和昕个头不高，头发有些蓬乱，戴着眼镜，年纪在50岁左右。听说我所在的北京媒体要了解茅贡计划，以及这几年发生的乡村建设，他推了推眼镜，皱着眉头，表现出不愉快：“我不愿意用‘乡村建设这样的词语，我所做的不是乡村运动，不是策展人的个人作秀，他们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到处做宣传。”扪村风雨桥上的传统侗族建筑，有着超越日常生活的隆重感听上去，任和昕的话语是在对外来策展人表示不满。茅贡计划于今年3月启动，当地政府委托任和昕来联络，一批安徽、上海等高校的研究者和文化人参与其中，共同打造了我所看到的艺术空间与展览。这些策展者在今年8月粮仓艺术中心的开幕式举办之后，他们的参与工作暂告一段落。策展人中有人熟悉媒体语言，将茅贡计划看作自己乡村建设的又一作品，任和昕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不同意那些文化人把乡村当成一个游乐场。这样的乡村容易死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我们不去助长一种所谓的乡村想象，不想让舆论有不合理的期待。”任和昕的说法听上去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他在此10年之久的生态博物馆，如果不愿套上“乡村建设”这样的词，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任和昕说，他当初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人员，为茅贡政府做顾问。村庄的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他的顾问角色有30年。“现代人太想把乡村文化快餐化，旅游者和开发者恨不得一口把乡村吃掉，我们要防止他们乱作为。”他认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是影响当地官员，因为官员才是能决定当地发展的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黎平县的一位官员刚好进来与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位之前担任过县旅游局局长的官员，向我介绍了黎平的特点，表现出经济落后地区希望发展旅游的渴望。但是等他一离开，任和昕说：“我都懒得与他说话，我与他说有什么用，他又不是县委书记，跟他说了他也决定不了什么！浪费我的时间而已。我觉得乡村甚至不需要发展，不发展也许就是最好的状态。”他又很快把话题转到不接受采访。他说自己拒绝任何记者的探访，不需要传播，也不希望被了解。“我也做过记者，我不相信记者，中国记者都太糟糕了。我不愿意做你文字里的道具。比记者更糟糕的是大学研究者，来乡村只是做学术观光。”
他的话语让我感到吃惊，任和昕表示自己不希望外来者破坏乡村，这种观念听上去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但是他对初来乍到的人，表现出对话语权的强烈控制愿望。如果控制不了对方看问题的角度，他显然有不安和排斥。他出言贬低学者，可他担任馆长的生态博物馆，是很多高校驻点的一个研究机构，这个博物馆从经济运作上来说，实际上非常依靠接待学者盈利。与任和昕的谈话并不愉快，这让我更加好奇，一个“扎根”地扪村10年的人，如果没有与当地人亲近的谦虚心态，只是希望用不发展的思维去影响官员，这种难度恐怕不异于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吧。好在乡村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任和昕都是平等的外来者。他可以从他的角度对此地有所解读，我也可以从我的记者角度，走进村子，感受一下乡村里的真实变化和需求。地扪村距离茅贡乡只有5公里，但这5公里都是并不宽敞的山路。道路像丝带一样，漂浮在一座座山之间。坐着顺风车，当我又一次感觉到山势变低时，错落有致的侗族房屋便出现在山坳的平地上。“茅贡计划”里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是，以茅贡镇的建设为中心，带动周围十几个传统侗族村落的发展，地扪村就是其中一个村落。这个理念中，一是强调不把游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