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作者：（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译者：刘风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6月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在年4月召开的海德堡社会学家大会上。
上图：年6月初，马克斯·弗里施、希尔德嘉德·温塞尔德、于尔根·哈贝马斯、马丁·瓦尔泽和乌特·哈贝马斯在博登湖畔。下图：年，哈贝马斯（中）在法兰克福颁阿多诺奖。
年在法兰克福，哈贝马斯在社会研究所担任西奥多·W·阿多诺的助手。
青年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毫无疑问跻身于这个时代最具全球声望的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列。在中文世界，他的重要著述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他的时政评论或只言片语，也能迅速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也许唯一的例外在于，哈贝马斯本人很少谈及，或几乎不提及个人生活，除非他个体化的社会经验，能更好地帮助听众理解他所钻研的系统问题：例如，他关于交往理性的深刻直觉，源自先天缺陷所导致的言语障碍。哈贝马斯并不否认生活史与智识史之间的重要关联，但同时也告诫说：哲学家的生活不宜成为传奇。
1.哲学家的生活不宜成为传奇
“传奇”云者，主要指传记容易沦为“小说家言”。在从事传记写作的人眼里，这也许是惯常的诱惑。不过，传记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StefanMüller-Doohm）自觉地抵御了诱惑，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学术背景。他曾师从阿多诺，也是《阿多诺传》的作者。
厚达八百多页的《于尔根·哈贝马斯传》，其前身是多姆之前在苏尔卡普出版过的哈贝马斯小传（JürgenHabermas，），仅用一百多页，报告了彼时已“退隐”施塔恩贝格的大师的生活与著作编年简史。他又积数年之功，立足数量庞大的原始档案，包括哈贝马斯的公开出版物、部分往来信函、访谈、自传片段以及大量的报刊文章，“推土机”（CharlesMathewes语）式地推开文本地层，展示出思想家不同时期的生活及思想活动的具体积淀。正如作者所言，传记与其说意在真实地刻画人物特性，不如说是透视人物在时代中的参与实践。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最终身兼不无冲突、但却并行不悖的双重身份，即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思想家。传记则必须追问此现象的根据究竟何在：“这个人物怎样在与他人的生活互动中，成为唯有置身于时代并深刻剖析时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与独特性的那个个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记成为了一种邀约，邀请读者直面哈贝马斯所积极投身的公共事业与学术论争，观察他如何卷入，又如何逃避时代中哲学与公众意见的漩涡：任意一方若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要么会深陷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叙事，要么会难逃失范的激情。这层紧张关系，也可以表述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算得上二战后全世界范围内迫切的政治-哲学难题。多少天才大家投身其中，不过因个人遭际与知识立场的不同，解答也殊异。对哈贝马斯而言，他一开始便从现代思想领域的日渐分化中，看到了祛魅“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哲学已默然摘下桂冠，接受了作为现代专业学科之一的命运，那么，哲学家——不过是其同时代人眼中的哲学教授——也不再是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其理论的形成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们争执不休的“文字共和国”（科耶夫语），更离不开意见纷呈的公共场域。哈贝马斯给出的独特答案是在告别特定思想传统与对当下现实的公共参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形成了其思想的基本取向：与天才做对手。
2.当智识史遭遇生活史
德意志民族盛产天才，也推崇天才。天才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印。但某种意义上，天才因其超群智识超越了常人，似乎也暗暗地豁免了对日常规范的遵循。换句话说，智识与道德的关系，自古以来便是思想史的一个关键难题。思想迅疾如风，具有跨越时代语境的魄力，而道德意识的觉醒虽然相对缓慢，却始终是前者无法一跃而过的一道“阴影”。当然，这道阴影往往浮现在智识史遭遇了生活史之际，或者说，当智识史意识到了其无法回避的生活史根源之际。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离不开其所处的鲜明又痛楚的时代氛围。彼时，德国社会的战后重建既“拿来主义”地全盘接受了西方强国民主制度的影响，又始终面临着自身内部清算纳粹牵连的难题。如果说，智识清白的标志就是不厌其烦地热衷政治反思与公共参与，后起的知识精英们容易厌倦公共姿态也就不足为奇。但问题恰恰在于，历史的罪责不会凭空消失，个体的成长唯有更深地卷入社会进程，才能看透文化所遮掩的蒙昧与野蛮。
作为领受了“晚生的恩典”的一代人，哈贝马斯应征入伍但尚未开赴前线之际，战争便戏剧般地结束了。他亲眼目睹纳粹的社会躯壳崩塌消散，但始终阴魂不散。少年哈贝马斯的社会化经验怵然始于父亲与纳粹的罪责牵连，而家庭又强行将之压抑性地凝固为沉默的疤痕。当他踏上求知道路，置身于天才之间时，就不得不再次直面智识父辈的道德窘境。只不过这一次，生活语境的沉默要求在智识上得到透彻解答。此时，青年哈贝马斯遭遇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两大天才，也完成了智识立场的关键转型。
第一位天才便是思想曾席卷欧洲，但因纳粹时期不光彩的举动而跌下神坛的海德格尔。实际上，德国大批知识分子都曾在纳粹事件中集体失足，战后虽接受了短暂的审查，但大多数又恢复了教职。哈贝马斯最初的学术导师罗特哈克（ErichRothacker）及奥斯卡·贝克(OskarBecker)，便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惯例，既背负着历史污点，又活跃在战后思想界。战后海德格尔虽很长时间被禁止公开授课，但因其思想的穿透力及广泛传播，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年，年仅24岁的哈贝马斯获得博士学位，仍自诩为海德格尔门徒，深为后者关于时代生存情绪的诊断及关于技术的前瞻性思考折服。同一年，他从好友阿佩尔那里得到了海德格尔一字未改的《形而上学导论》新版，震惊于自己所敬仰的天才顽冥不灵地称颂年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再是思想外壳上的自我点缀，而是思想内部带有残忍性的智识启蒙。偶像形象的崩塌，促使哈贝马斯深思熟虑之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檄文，应和了当时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的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性反思。
时代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天才陷入了“叙拉古之惑”，迫促着西方知识界反思自身的良知。公开的反思和批判不仅为哈贝马斯积累了外部声誉，还将他推到了第二位天才身边。阿多诺于年底结束流亡回到法兰克福，在大众媒介上针对极权主义频频发声，彰显了知识分子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公共职责是如此吸引青年哈贝马斯，但他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批判者在其标志性的公共批判姿态之下，必须解决思想上的实质问题，方能与“堕落”天才抗衡。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阿多诺的助手，却迅速地敏感到法兰克福圈子充斥了僵化刻板的氛围，注意到当时受人敬仰的导师几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