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杨炼、顾城、牛坡、唐晓渡、钟文、北岛）
年4月22日上午10点，医院病房区。钟文半卧病床，面颊消瘦苍白，半闭着眼。我握着他嶙峋的左手，开场白简单明确——我承诺，一定会为你出版这本书。他头脑清楚，微微一笑，点点头。这是最后的告别。当天下午他昏迷不醒，直到5月7日凌晨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应该和一个诗歌事件有关。年秋，在北京郊区定福庄，由《诗刊》副主编邵燕祥主持全国诗歌讨论会，这是公开争论“朦胧诗”的序幕，后称为定福庄会议。在对“朦胧诗”刀光剑影的围攻中，有血性的“四条汉子”杀出一条生路，他们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钟文。我们正四脚朝天，忙乎着《今天》那份油印杂志，后来才听说这件事。
记得年隆冬，钟文在北京开会因急病住院。他穿着军用棉大衣，苍白消瘦，一副书生模样。探视时间早就过了，医院门外小聚，有合影为证：钟文、顾城、杨炼、唐晓渡、牛波和我。没有会客室也没有小饭馆，刮着西北风，冷飕飕的，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我们哆哆嗦嗦，互相取暖。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谓现代诗歌的上游。那年头，四川诗人呼啸成群，集结在成都。军师钟文出谋策划，跟着摇旗呐喊，当年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都是他的学生。有谁播下诗歌的种子，从成都出发，再沿铁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见人迹之处。
文革后期，“反革命嫌疑犯”钟文，从上海到自贡下放劳动。年，中国政局开始松动。他有两三百本藏书，于是亲手编写了《文学描写手册》，半公开售卖，赚了第一桶金，尝到甜头。后来从自贡到成都，摇身一变，成为成都大学的老师，他借助电大的新媒体，开了两门课，浑水摸鱼捞下金银。
年是转折点。他从成都到深圳，水涨船高，跻身为深圳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再往前跨一步，仅仅一步，他混进香港的金钱世界。顺着风向标，我跟着他亦步亦趋——同年春，我也下了海。在北京昌平县踩河村飞达公司听差。业务范围除了导弹以外，主要是出口转内销，倒卖盘条，中间赚差价，再加上所谓明星的商演，赔本赚吆喝。据说进京还捎带一货车的臭带鱼——各种演绎版的传闻。我和朋友忙乎了大半年，连生意都没沾上边儿，心里倒踏实，我再回到书桌码字。
钟文曾这样写道：“我十分欣赏客家人对人的命运的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天命所归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过来的一种力量。”
那真是天命。年夏天，我在巴黎见到钟文。先通电话，约好在巴黎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互相打量——我失魂落魄，跟流浪汉差不多；他住在难民营，但衣着优雅，对未来充满信心。午饭后，我顺手把一个信封塞进他口袋里——这是我刚在蓬皮杜中心朗诵的酬金。四海之内皆兄弟，没的说。
第二年冬天，眼见着钟文的没顶之灾，被助手卷走了大部分巨款。苍天在上，居然和助手共享银行账号的签名权——他可真够糊涂的。估摸有一百多万法郎，对我来说那是天文数字。真为他着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流浪者与流浪者完全不一样。
TheTraghetto,JamesA.M.Whistler,
冬去春来，接着地气缓了过来，他开始做小买卖。从爬山自行车时装到丝绸生意，慢慢走上正轨。记得年圣诞前夜，钟文在他家约我和几个朋友小聚。我喝多了，反复唠叨这句法文beaucoup,beaucoupdeproblèmes（很多很多问题）。圣诞树的彩灯一闪一闪。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那是我的艰难时刻，其实钟文也如此。躺在他家的沙发上，我半夜醒了过来，还是重复这句新学的法文。钟文为我盖好毛毯，像哄孩子安慰我。
那阵子，宋琳家住巴黎二区，送孩子上学，几乎每天早上都能见到钟文，互相打招呼。钟文推着小车送货，颠簸在鹅卵石路上，叮叮当当，沿着店铺门板回响。他自食其力，毫无老板的架子。
仗着腰板还算硬朗，钟文爬上小山坡，喘了口气。我算了算，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他刚五十出头，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于是从巴黎挪向上海。
他和一个法国人在西湖边聊天，谈起职业选择。他说，如果我现在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做商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现状使得做教授在智力与能力上的挑战越来越小，中国的教授是很平淡、甚至很中庸的一种职业（自然科学另当别论），我们这一代人中大量的是人云亦云的抄书匠，大量的是见风使舵的马屁精，如此而已。商人不一样，做商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是对人的潜能的巨大挑战，成功与失败每天都在考验着他们，所需要的能力远远不是读书抄书这么简单。他们面对的世界非常之大，因为这一切，我情愿去做一个商人。
看来天命不可违。九十年代末，钟文的生意越来越大，他从巴黎搬到上海，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和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如果野心像深渊，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年夏天，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咖啡馆，钟文和一个法国的中国通喝白兰地抽雪茄。中国通说起一笔生意，涉及法国电力公司（法国最大的国企之一），打算把法国的几个火力发电厂，低价甚至无偿拆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当然针对的是第三世界。假如只花一欧元，可买下一座法国火力发电厂——这是多大的诱惑，做生意可比赌博，而梦想却比金钱远大得多。
再说，法国人一点儿都不傻，他们早就准备取代火力发电厂了，顺便送给中国的厚礼。钟文当然也不傻，中国能源需要的是时间差。
盘算小九九，一步一步向前推演——从法国电力厂拓展到全球绿色能源计划——这是他梦想的王国，但想想都后怕。硬着头皮，他与美国通用公司（GP）英国石油（BP）和日立等老板们一起合伙共谋，相当于八国联军。看来他是站在深渊边随时准备跳下去的人。
规避商业机密，钟文几年后在香港跟我闲聊，谈到他的庞大计划，我听着都犯晕——除了诗歌的逻辑，还有金钱的逻辑，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冲向风车。再加上文牍的逻辑，他沿着字里行间跋涉，终于获得联合国的正式批准。自称为“历史性文件”，却需要全球绿色联盟计划的先决条件。想得美，他紧紧抓住一纸公文，喜极而悲。
年冬天，我陪母亲去上海和苏州小住。把我镇住了：钟文快成了上海滩的老大。他的坐骑是美洲豹（Jaguar），据说是上海头一辆，从英国直接运过来的。司机小张戴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前仆后继。他派头可大了——无缝流线后背发型，皮鞋锃亮，意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于官商之间，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对焦。
顺手，他把上海作协那栋小楼（巨鹿路号）包租下来，先让文学靠边站。他还开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餐厅，高朋满座。我把外甥女介绍给他，担任英文翻译。当然了，我和母亲也蹭车沾光，由他的助手安排，包吃包住。坦率地说，在上海待了三天，我东闻闻西嗅嗅，估摸是那股男用香水味儿，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Billingsgate,JamesA.M.Whistler,
年秋，世界的舞台转换，我和钟文相聚在纽约。他刚见到通用公司的老板，前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为了绿色能源和绿色美元而干杯，据说还登上了报纸。我们请了一个学中文的美国小伙子专程陪同，钟文在新大陆实地考察。
在纽约，落叶飘飞，就像日子那样任意挥霍。我们住在曼哈顿西中区的小公寓，他卷缩在小沙发里，感叹人生，生意无常，到头来还是平头百姓，平起平坐。问了问《今天》的难处，他顺手写下一张支票，捐了两千欧元。后来他半开玩笑问我，是否背后骂娘。没这回事儿，我应道，钱多钱少，都得感谢金主们的支持。
我年8月从美国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次年夏，钟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马可波罗酒店下榻。他身体虚弱，闭上眼说话，像生病的大鸟。据他说是一种怪病，译成“运动神经阻碍症”。我问他，倘若闭上眼谈判，和那些大老板们怎么周旋？他摊了摊手，苦笑，无可奈何。
每隔一阵他专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两个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紧挨着“购物天堂”海港城。我们俩先在餐厅聊天，接着家人搂着大包小包，我们一起吃顿晚饭。钟文闭着眼，他夫人目不转睛，停在某处，和橱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从八国联军联合国全球绿色联盟到环保利用焦炉煤气零污染燃气轮机绿色美元直至不夜城高档橱窗英意晚餐菜单侍者表情模特脸色，我就烦透了，永远是那一套，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为了友谊干杯，怎么办？我提出唯一的条件是，钟文本人到我家吃顿便饭。他终于来了，喝红酒加上家常便饭，他突然睁开眼睛，谈天说地，聊到深更半夜。
年春，我在香港中风，终于得到大陆的签证，赶到上海，在一家针灸诊所治疗。当天晚上，虽有严格医嘱，还是忍不住给钟文通了电话。他惊呼小叫，非得赶到酒店过来看我，哪怕只待一个钟头。
我们在大堂咖啡厅小聚。钟文是半个盲人，我是半个哑巴，同病相怜，但还挺乐呵——在真实的处境中，这才是坚不可破的友谊。
这是人生的转折之年。他从巅峰滑到低谷，公司倒闭，跟老婆离了婚，把别墅也卖掉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好歹捡了条命，终于回到书斋中。
那年，几乎每个月我都去上海治疗。钟文是美食家，听说我要过来，总是由他安排当晚请客，派司机接送。凶猛的美洲豹换成老掉牙的面包车，司机小张也变成老张了。一旦公司倒闭，钟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开窗户。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个乐观又充满好奇的人，对上海几乎所有的细节无所不知。想当年，他是里弄的穷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中，必有多么潜在的能量和原动力。
钟文每次请客，往往换另一家老餐厅，好像为上海感到自豪。他目光时而温柔时而狡黠，就像老顽童。每次抢单，但他手上拮据，而我心里清楚，在乎的是他内心的骄傲。与此同时，他反复查看账单，估计多年被人坑蒙拐骗。
Soupeàtroissous,JamesA.M.Whistler,
自年起，钟文沉溺在书斋中，通读那些大部头的艰深原著，尤其是现当代哲学，写下上百万字的笔记。从商人转换成诗歌评论家，他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引起诗人和诗歌读者的注目。他从小热爱文学，算得上童子功，加上过目不忘，浸染其中，这五年下了功夫，厚积薄发，最终留下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恒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钟文的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痒，医院，被抗生素灌饱了，看起来止痒了，但最终引起肾癌，相当于一连串连锁反应。幸好人只有一颗心，却天生存有两个肾，等于备胎，另一个肾被切除了，他好歹活了下来。手术很成功，我专程前往祝贺，备好家宴，他打开一瓶法国红酒，为生命干杯。
看来各有各的人性的弱点。钟文坚信西医比生命更重要，医院高师名徒加上美国药。患了肾癌，他用尽最贵的美国药，病况有所好转，但无形的病毒潜伏下来。
记得三年前，我和毅伟到他居住的“罗马花园”单元小聚。我坦率地说：“你是个文人，但当不了商人。”他就像犯错的孩子，搓搓手，点了点头。就在前天晚上，我们在一家粤菜馆吃晚饭。毅伟问钟文，你最近怎么突然消失了？钟文交代，他和两个法国华人合伙，一起到柬埔寨倒卖房子，为了挣快钱，结果被黑帮绑架，抢劫一空。他绘声绘色，包括可信的细节，我们全都信了。后来才知道，钟文在山西厂方欠巨债，被拘一个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马。转眼连面包车也卖掉了，司机老张也失业了。
时光流转。钟文差点儿忘了，他是上海真如庙主持方丈妙灵法师的佛门弟子。据说他当年捐了七十万，翻建了这座小庙。讲起他的经历与磨难，妙灵法师没说什么，只写了四个字：无得正观。
钟文写下的《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的经商自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他在结尾处写道：“读经以后使我很为开悟。俗世的得失观，过分强调了金钱的作用，于是人就产生了很多错觉和不良习惯。世上常常是贪心所起的假象，对钱的贪心越大，假象就越大，贪心越大，执着就越厉害，如此的恶性循环，会让人大吃苦头。”
彼岸与此刻，终有一别。医院的病房，透过窗户，阳光迷蒙蒙的。面对病榻上的钟文，我握着他的手，留下唯一的承诺。死亡就像定格，转瞬间，光的河流涌进窗户。
北岛l界限
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也涂改着我
我在流动
我的影子站在岸边
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
我要到对岸去
对岸的树丛中
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
向我飞来
作者
北岛
诗人
北岛，原名赵振开，年生于北京，年和朋友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北岛是今天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知名的诗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等，曾经震撼了无数国人。自年起，在欧美及香港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古根汉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年创办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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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与诗歌之间充满着古老的敌意……那是因为苦难是诗歌的源泉，也是诗歌的原动力，是生活的苦难和压迫让诗歌超越了历史、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甚至语言的边界。
——北岛
”
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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